文青有毒，城市化才是拉姆们的出路！

《另一个拉姆》讲述了一个女文青，开头蒙眼狂奔，最终跌跌撞撞的人生故事。故事的真相有待进一步考察，还在持续吃瓜反转中。可以确定的是马金瑜不是“拉姆”。但是真正的“拉姆”们，她们的出路又在哪里？

一、“大草原”为什么那么穷

文青眼里，蓝天白云、苍茫草原……是流淌着善良与纯真的伽兰美地。但事实上，圣洁无暇底下是惊人的贫穷。

舌尖上的中国，让采蘑菇的姑娘卓玛出现在大众面前。卓玛生活在云南香格里拉，那里有被雪山环绕的原始森林。请看他们一家“诗意”的生活。

凌晨3点，单珍卓玛和妈妈坐着爸爸开的摩托车出发。穿过村庄，母女俩要步行走进30公里之外的原始森林。

雨让各种野生菌疯长，但每一个藏民都有识别松茸的慧眼。松茸出土后，卓玛立刻用地上的松针把菌坑掩盖好，只有这样，菌丝才可以不被破坏，为了延续自然的馈赠，藏民们小心翼翼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。一般来说，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颗松茸。为期两个月的松茸季节，卓玛和妈妈挣到5000元，这个收入是对他们辛苦付出的回报。

就这样，每天来回徒步60公里，两个月，两个人5000元。松茸没有的季节，其他收入不知道。一家人一年的收入估计也就大几万。这就是所谓的诗和远方？

反过来，在大城市，即使打零工，挣得也比卓玛多得多。三和，坐落在深圳龙华区的一家人才市场。在这里，有那么一群“大神”，他们厌弃长期工作，只做日结的零工。白天打零工赚上一百多块钱，晚上就一头钻进网吧。

抛开三和大神不说，在大城市里面，哪怕没有什么技能，只要肯出力气，包吃包住，一个月也能挣到5000、6000。有一技之长，能够吃苦耐劳，在城市里扎下根来，成家立业，买房生孩子也不是不能想象的事情。

我住的小区，楼下的小餐馆，是老大的同学爸爸开的。他们一家人从农村来到城市。爸爸原来在餐馆打工，学了一手好厨艺，于是自己出来开了门面。店里就夫妻两个张罗，加上小舅子帮忙，一年收入几十万。他们在武汉长江新城买了房，还生第二个孩子，一个粉嫩可爱的女孩，抱回老家养了。这样家庭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

卓玛的收入为什么还不过三和大神？是她还不够吃苦耐劳吗？是科技文化低，思想观念落后吗？是基础设施落后，产业发展受影响吗？是资本下乡，剥削农民吗？

都不是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相对城市，农村是分散的、小作坊的经营模式。在工业化社会中，农业农村本身是效率非常低的产业。

二、城市化是最好的脱贫道路

文青们所唾弃的繁华城市，才是承载文明的地方。

城市，因“市”而兴。“市”一开始指做买卖的地方，“交易”的意思。有人的地方就有交易，有交易的地方就产生财富。人口越多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易（合作分工）就越复杂，越深入，城市就越有活力。

城市是消除贫困最好的方式。城市是集聚、规模的经营，是一种高效率的分工合作，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城市化。

《落脚城市》的作者，加拿大记者道格·桑德斯说：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，我们回不去故乡，也离不开城市。从乡村到城市，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。而上一次人类大迁移，用一个多世纪的城市化，为欧洲和新大陆带来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，并直接造成了人类在思想、治理与科技领域的彻底变革。如今，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正在创造历史。

尽管城市带来繁荣，带来美好，但文青、白左却无端的抗拒、甚至惧怕“超级城市化”。他们一边流着眼泪去“扶贫”，一边为了满足他们心中的审美，呼吁要保持原生态、美丽乡村。

殊不知，人不是植物，不需要原地不动等着别人去“扶”。鼓励她们就地“脱贫”，把资源资金无端的浪费在大山和草原里面，反而造成了人们的“故土难离”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不啻于“诅咒”。

拉姆们仅仅需要的是走出大山、走出草原的勇气和机会，进入市场，参与分工，自负其责而已。在城市里面，她们可以从事更高效率的生产，找到志同道合、一起拼搏的爱人，组建幸福的家庭，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。

另一边方面，文青、白左还要抵制“低端人口”进入城市，甚至是咒骂是“外地人”弄脏了城市，抬高了房价。殊不知，没有几亿农民工，就没有今天的繁荣耀眼、璀璨流光的超级大城市。

更加不可能，让你在寒冷的冬夜，手指点点，花个几十块钱，就有啤酒、饮料、烧烤、炸鸡送上门。

三、从来不存在“城市病”

文青、白左之外，还有一帮“专家”被西方的垃圾学说蛊惑，拼命的抵制城市做大，鼓吹所谓的均衡发展。

所谓的城市规划学，发端于19世纪西方的“田园城市”，造孽到现代“城市开发边界”，从根子里就错的一塌糊涂。因为“专家”对真正的经济学，对真正的世界一无所知，甚至都忘了城市是怎么来的，骨子里面就是拿着画笔的狂妄“计划经济”。

所谓的“城市病”，他们反对城市化的理由根本不存在。

城市更集约。人口密集，意味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可以共享，用地更加节约、集约。

城市更环保。人口和产业集聚，有利于集中排污、减污，同时对，农业对自然索取更少，干扰更小。

2017年，媒体报道“黄河水变清”。很多人说，这是国家“退耕还林还草”的胜利。 事实上，最根本的原因是城市化。大量人口聚集到城市，农村人口减少，于是很多土地就抛荒。农民收入不再依赖于农业，土地承载的人口数量减少，这都有利于植被恢复，也给政府的退耕政策提供了便利。

此外，黄河水变清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城市经济发展，黄河两岸民众对沙子的需求变得格外强烈。黄河沙是天然水洗沙，是最好的建筑沙。晋陕黄河两岸，采沙场遍布，挖沙用沙量，达到1亿吨。就这样，千百年来祸害黄河两岸的沙子，就这样变废为宝，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源。

人口和城市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。城市出现各种问题是城市政策本身“作”出来的。买房难、看病难、上学难难题，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。

比如，我们在《深圳的出路在哪里（1）—深圳没有地了吗？》分析过：每天生活在深圳的人数都超过了2500万，但深圳的官方人口统计1343.88万人（2019年）。按照官方的常住人口，进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必然出现供给不足。

深圳明明还有50%的土地可供开发，却被生态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牢牢套上紧箍咒。过去十年，深圳住宅用地成交面积仅为431.5公顷。仅仅占深圳规划城市用地面积的0.5%。2019年，深圳土地供应量排在全国末位，只有132公顷，是武汉的二十分一。

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，人口和经济都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现象。在一个国家内部，如果说生产要素、人口能自由流动，那么最终的均衡情况应该是人均GDP水平趋同。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，人口向少数地方集中才能够最终带来人均意义上的平衡。

美国经济地理图——锥形高度表示每单位GDP产出。这是美国经济高度集聚在少数地区的表现。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，不同地区之间差距巨大。

遗憾的是，人们严重混淆了规模的平衡和人均平衡两个概念。认为只有把经济资源往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出地移动，才能实现平衡发展。

中国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障碍，在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背景下，政府不得不把大量的资源用于行政干预的方式向中西部配置。人是用脚投票的，通过干预追求规模上的平衡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与目标南辕北辙。

中国出现人口超千万的超级城市，其实正是大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自然产物。不要害怕超级大城市，超级大城市是国力强盛的标志，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。

稀缺的不是土地，稀缺的是参与市场分工的“人”。城市化才是最好的脱贫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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